[13]      罗尔斯在论证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的正义观念如何可能时指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五个基本事实，分别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但王道政治的问题在于将儒家价值绝对化、神圣化。以下将分析他在这两方面的论证。

[35]      Chan, Joseph, "Legitimacy, Unanimity, and Perfection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9, No. 1 (2000), p. 13. [36]      Chan, Joseph, "Moral Autonomy, Civil Liberties, and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52, No. 3 (July 2002), pp. 303-4.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4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连乐 杂志投稿邮箱：zlygl@cssm.gov.cn 进入专题： 儒家宪政 。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儒家宪政必须与现代价值相融合，才能够在当代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白彤东之所以认为孔氏中国能够与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多元价值相融合是由于他对罗尔斯的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概念的误解。他的努力体现了儒家宪政与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限度，而他所面临的困境则表明要解决儒家宪政与当代社会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是多么地困难。陈祖为说：为了社会和谐（civility and harmony），无论在道理上或现实上，都不可能以儒学为名，以它的整套思想作为国家合法性和管治的依据。

它区别于自由民主制之处在于对民众的参政资格进行限制，它要求凡是参政的人必须对相关政治事务具有足够的知情，并且具有公益心，否则应该自愿不参与决策程序。[19]      同上，第28页。作为一套信仰系统，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

因为第二代新儒家的康德——黑格尔语言既不是钱先生所熟悉的，更不是他所能接受的。所以西方汉学家也曾援引其说，认为中国西周的封建已不能与西方中古封建制度相比附，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最有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反道统的（虽然是伪道统），他们也未尝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反道统正是处于良知之不容己。截断众流的道统观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引出衣钵真传的争讼。

这个道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天道、天命、本体、上帝之类。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是所谓守先待后（也就是述而不作）。

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但今天实证史学在西方早已脱去早期那种粗糙的面目，没有人再坚持西方文化代表一种普遍的模式，可以有效地概括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又说孔子的外王大道学，就孟子也无法继承，见《乾坤衍》。宋、明理学家对于修养工夫本有种具体的描述和讨论。

一、学术与门户 论学不立门户，是钱先生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严格地说，他们只在新儒家的道德精神的浸润之下才能开拓中国的现代化。如所周知，中古神学是凭籍着政治权力才取得君临天下的地位的。总之，今天研究文化，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两者不可偏废，因此研究者必须一方面出乎其外，即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所谓领导群伦，固是有此一境界。如果以中国思想之实来迁就西方哲学之名，恐怕容易流于削足适履。

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韩愈尚所不为，我们自可不走此绝路。

文献必涉及训诂考证的问题，新儒家与考证学家恰好相反，他们相信义理明而后训诂考证之得失可得而明。另一方面，陆、王又强调吾心即宇宙、良知生天生地，因此新儒家也必须肯定有一道体流行于整个宇宙之间。而儒家的道统变成斩然中断，隔绝了千年以上，乃始有获此不传之秘的人物突然出现。人乎其内的说法，今天才获得较多的人的重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社会史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孔子亦仅感激于此等历史先例，不胜其深挚之同情，而遂以悬为孔门施教之大纲。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

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良知与傲慢无论依旧儒家或新儒家之说，当然都是不能并存的，但这正是我铸造此名词的用以所在。

倘能于旧机构中发现新生命，再浇沃以当前世界之新潮流，注射以当前世界之新精神，使之焕然一新，岂非当前中国政治一出路。他的主要旨趣是阐明中国的学术传统，以待后起者之自觉行动。

其实钱伯圭这一番议论也渊源于梁启超。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因念非读诸家全集，终不足以窥姚、曾取舍之标的，遂决意先读唐、宋八家，韩、柳方毕，继及欧、王。这是新儒家重建道统谱系的最重要的内在根据。

往往一两百年才偶然出现一两个见道的人。但是一涉及现象世界和它的历史——包括一般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则问题复杂了，不是光凭良知的傲慢便能一切迎刃而解的。

他们决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宣言》中的思想正可以说是由他所开启的方向所作的进一步发展。

钱先生由于针对流行的君主专制说作反驳，行文之间难免引起误会，好像他断定传统的儒家政治即是民主。【《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94页。

他受梁启超《中国不亡论》的刺激还在此六年以后。钱先生论通识与专业的关系大致和章学诚所说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文史通义·博约下》】甚为相近，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陈旧观念而加以轻忽。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见郑家栋《大陆近年来的新儒学研究与我的一点认识》一文，刊于香港《法言》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号，第32-38页。

新儒家在此文中译作New Conficianism。新儒家道统观的严格性必然要求对这一分歧作出明确的决定。

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他一向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

此外有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们所认可者，如聂双江之于王阳明，当然也可以居新儒家之名而不疑。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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